事情發(fā)酵得比我想象中還要快。

第二天，“年度最狠心母親”登上了所有本地新聞的頭條。

視頻里，周子衿哭暈在法院門口。

輿論一邊倒地對我進行討伐。

我開在老城區(qū)的那家小的面館，被人用紅色的油漆潑滿了“蛇蝎毒婦”、“不得好死”的字樣。

卷簾門被人踹得凹進去一大塊，門縫里塞滿了垃圾和動物的尸體。

房東一大早就打來電話，語氣很差，讓我趕緊滾，別連累他的房子被人燒了。

我默默地掛了電話，開始收拾東西。

其實也沒什么好收拾的。

這個十平米不到的出租屋里，除了幾件舊衣服，就是周子衿從小到大用過的東西。

她考上重點高中的獎狀，她第一次參加鋼琴比賽的獲獎證書，她畫的第一幅畫，用一個歪歪扭扭的相框裱著。

這些東西，她搬去學校宿舍的時候，一樣都沒帶走。

她說，嫌丟人。

我把那幅畫小心翼翼地取下來，用報紙包好，放進我的帆布包里。

手機嗡嗡地響個不停，全是陌生號碼的辱罵短信和騷擾電話。

我劃開一條，上面寫著：“你這種垃圾怎么不去死？生了孩子不認，你配做人嗎？”

我面無表情地刪掉，關(guān)機。

傍晚的時候，門被敲響了。

我以為是房東來趕人，打開門，卻看到一個戴著鴨舌帽的年輕男人，手里拿著相機。

是個記者。

“姜女士，我是《城市前沿》的記者，我想......”

我沒等他說完，直接關(guān)上了門。

門外的人鍥而不舍：“姜女士，我們只想了解真相！周子衿說您從小就虐待她，讓她吃不飽穿不暖，這是真的嗎？”

“她說您為了省錢，在她發(fā)高燒的時候都不讓她去醫(yī)院，是真的嗎？”

“您為什么不愿意回應(yīng)？是心虛嗎？”

我靠在門后，聽著門外一句句的質(zhì)問，心臟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緊緊攥住。

虐待她？

我笑了。

為了讓她能上最好的輔導班，我一天打三份工，凌晨四點去早市給人卸貨，白天開面館，晚上去餐廳刷盤子。

有一次我累得在后廚睡著了，手插進了滾燙的湯鍋里，到現(xiàn)在，手背上還有一道猙獰的疤。

為了給她買那架她夢寐以求的鋼琴，我賣掉了我媽留給我唯一的遺物，一個金手鐲。

她說她發(fā)高燒我不讓她去醫(yī)院。

是，那天我確實沒讓她去。

因為那天晚上，我也燒得快要昏死過去，連下床的力氣都沒有。我讓她幫我倒杯水，她卻站在床邊，居高臨下地看著我，冷冷地說：“你怎么還不死？死了我就解脫了。”

門外的記者還在喋喋不休。

我緩緩地滑坐在地上，把頭埋進膝蓋里。